1976年夏天，78岁的杨开智非常想见见病中的毛主席，他从湖南赶到北京，毛主席得知杨开智要来看他，激动地流下眼泪：“我要见他，他是我哥哥。”
1976年7月，一位78岁的老人从湖南匆匆赶来，站在北京某处招待所的窗前，久久凝望着西南方向。他叫杨开智，此番进京，只为了一件事——见一个人，一个他惦念了几十年、如今只能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人。
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太久太久。那些年，他写过信，托过人，但始终未能如愿。这一次，他下定了决心。他辗转通过主席的亲人，把这份深切的渴望，一层一层，小心翼翼地传递了进去。
配资炒股消息传到中南海时，毛主席正躺在病榻上。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医生们日夜守护，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沉重而珍贵。
工作人员俯下身，轻声说：“主席，杨开智同志从湖南来了，他想见您。”
老人沉默了片刻。然后，那双因为病痛而时常紧闭的眼睛，缓缓睁开了。眼眶里渐渐泛起一层薄薄的水光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：
“我要见他……他是我哥哥。”
话刚说完，两行清泪便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下来，洇湿了枕巾。
这一声“哥哥”，太重了。它穿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烟云，一下子把时光拉回到遥远的从前。
那时的长沙，有条名叫“板仓”的小巷，巷子里有座宅院叫“板仓杨寓”。青年毛泽东常来这里，向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求学问教。也正是在这里，他认识了老师的儿子杨开智，和老师的女儿杨开慧。
杨开智比他大几岁，性情温和，话不多，做事却极稳妥。两人常在一起读书谈天，杨开智欣赏这位学弟的才华与抱负，毛泽东则敬重这位兄长的宽厚与沉稳。那几年的往来，结下的是一辈子的情谊。
1930年的冬天，一场巨大的变故降临长沙。
那一年11月，杨开慧被捕牺牲，年仅29岁。残忍的敌人将她的遗体暴露在外，不许收殓。是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，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在深夜里悄悄赶到识字岭，含泪收殓了妹妹的遗体，将她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。
更大的责任随之而来。杨开慧牺牲后，留下三个年幼的儿子——毛岸英8岁，毛岸青7岁，毛岸龙才3岁。敌人故意放走三个孩子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想钓出他们身后那个“重要人物”。
杨开智没有丝毫犹豫。他把三个外甥接回自己家中，用自己的身子，为他们挡住风雨。那时的日子，本就艰难。他自己有家庭要养，添了三张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但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，供他们吃穿，供他们读书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。
这份恩情，毛主席从未忘记。多年后，他对身边人提起往事，曾感慨道：“他们是在我家最艰难的时候，伸出手的人。”
那些年，两人之间书信往来不多，但每一封，都沉甸甸的。
此刻，躺在病床上的毛主席，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他想起了板仓杨家的书房，想起了一盏油灯下师生纵论天下的夜晚；想起了那个梳着短发的明朗少女开慧，想起了她写的那些热烈又含蓄的情诗；更想起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兄长，如何在最危难的时候，为他守护着最后的根苗。
他转过头，对工作人员交代：把见面的请求放在“一级代办”事项里，等他身体稍好一些，就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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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传到杨开智那里时，两位老人激动得几夜没睡好。他们开始准备，想着见面时要说些什么，要带些什么家乡的特产。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更是忙前忙后，为丈夫打点行装。他们觉得，这次一定能见到日夜牵挂的亲人了。
然而，天不遂人愿。
毛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医生们日夜抢救，整个中南海笼罩在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。原本计划中的那次见面，被一天天地推迟，最终，无限期地搁置了。
杨开智夫妇在北京望穿秋水，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“暂缓”的通知。他们不敢多问，只能默默地等，默默地盼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他们终于明白，这一次，怕是见不上了。
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。
杨开智在长沙的家中，老泪纵横。他站在窗前，久久地望着北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心里有后悔，后悔当年不该写信要工作，也许那样，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隔阂；他心里有遗憾，遗憾那个夏天的北京之行，终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
但他也明白，他们之间的纽带，早已超越了“见面”这种形式。
那是用共同的亲人、共同的信念、共同的牺牲和共同的原则锻造而成的。它比血缘更坚韧，比时间更持久，比任何一次见面都更加深刻。
有些牵挂，不必相见场内配资，却从未离开；有些恩情，无需偿还，却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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